家庭教育|青少年自杀：以死亡的方式宣示生命的存在与主权

近来，青少年自杀成为了社会关注热点。据相关数据统计，中国每年有约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，平均每1分钟就有2人死于自杀，8人自杀未遂。

而另一面，刚刚结束的高考提示着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标准答案定义了的时代——那些具象的成就决定了我们活着是否有意义。

然而事实上，在进入现代化之前，人类有着漫长的生长期，在天地与自然中，我们的生命更像是天生天养的无主物，有着更多的自由、象征，人们敬拜天地、与四时同步，于是生命也承载了更宽泛的意义。

工业化时代之后，人们纷纷脱离土地，成为大生产流程中的某个环节，社会物化倾向愈演愈烈，个人也好，事物也好，首先被讨论的是有用/没用。

孩子们从童年被迫早早地开始被各种标准剪裁，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从老师与家长的口中听到：你不XXX就无法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！

这本意是为了鼓励孩子们更好的适应社会。但是在迷惘的青春期，却变成了威胁，甚至放大到和存在本身相关联。

很不幸，从最信任的人那里传来的信息是：你可能没有生存价值！

在这样的现实下，人的存在失去了与自然、与天地的连接，无法天然地获得承认，反之却需要强烈地被当事人感知到并被证明。

然而，当外在强行赋予的“意义”超过了内心负荷程度之后，连感知的时间和空间都不再存在，生存变成了漫长的证明过程，然而死亡却可以在一瞬间确认生命的存在。

弗洛伊德认为我们有“生本能”和“死本能”，即求生与求死都是我们最原始、最本质的欲望。不幸的是，“死本能”在当下又叠加了确认存在感的意义——即：我的生命究竟属于谁？

很遗憾，在我们的主流文化中，忌讳谈论死亡，孩子缺失了应有的死亡教育，却接受着严苛的现代化检验。

于是，对很多孩子来说，生与死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，死亡被渲染成没有烦恼、脱离痛苦的避难所，而非永远逝去。

这时，死本能驱动的是分离——死亡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意味着消失，而是离开。当青少年感受到自己无法赋予生命意义的时候，对死亡还缺乏认知的他们选择了以死作为离开的决心！

孩子的成长过程，是一部个人以其独特的存在感融入社会的历史。父母作为领路人，既分工又合作，基于各自性别与身份的不同对孩子发挥着独特的影响力。

在荣格看来，“父亲”与“母亲”均是古老的原型，在养育的过程中以各自的原型特质参与其中。

荣格认为，男性、女性由于性别带来的特性与力量的差异，在远古时代就有了职业分工，并带来社会角色定位的不同。在一对男女通过结合成为父母之后，这种分工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。

男性由于力量更强、速度更快，更具有攻击性，在原始时代就负责狩猎、战斗等等，对体力与合作要求更高的分工，纯粹由男性建立的社会结构，往往等级森严，赏罚分明。

因此，在家庭教育中，父亲的职责更多的在于教导孩子规则，给出边界，同时通过认同社会规范的方式以期在将来更好地融入社会。

而女性在早期部落中主要负责养育后代、贮存食物、保障后勤，这些工作不需要那么多攻击性，而是需要更多的包容、共情与分享。

加之女性天性与在进化中所获得的敏感与细腻，母亲在孩子的成长中更多的担负觉察情绪，抱持孩子的工作，使得孩子在成长中通过母亲的镜映与接纳逐步理解自己，并建立起心理上的弹性，从而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生活中的挑战。

这便是父亲/母亲原型的意义，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“严父慈母”的传统：在母亲的涵容下定位自身独特的情绪、情感体验，在父亲的规范、指引下带着这些独特性融入社会生活中。

然而，到了现代社会，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异，竞争的加剧不仅给男性提出了远胜以往的严苛要求，女性也无可避免地卷入其中。

在职场与家庭的双重夹击之下，母亲的内心难以再有空间来涵容孩子在成长中的那些疑虑与困惑，这些内容统统被认为是矫情，复杂的情绪只有简单的出口——成绩好一切都可以不予追究。

而父亲则更甚，流行语“丧偶式育儿”道出了当下中国家庭父亲普遍缺失的现状。

青少年在发展过程中无法再仰赖父亲/母亲原型的滋养，社会性意义却作为抽象概念取代了这一切，接管了成长的标准。

在对意义的过分强调中，人被异化成了符号式的存在，无法再承载活生生的情绪感受，还没来得及长成铜墙铁壁的青少年，在脆弱的时候，无处倾诉，成为了只强调产出的机器——生命于此时已然看不出有什么必须要坚持下去的理由了。

默瑞·斯丹在《英雄之旅》中，将自性化过程拆解为“分离”与“整合”两个阶段，即人首先要在象征层面启程离家，才能开启自性化的进程，并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与他者的不同。

我们的一生从与母亲共用一个呼吸系统、消化系统开始，到一步步成长为完全不同于父母的另一个人——这个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，期间如唐僧取经般历经九九八十一难——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“平凡”的英雄之旅。

心理学把这个过程称为个体从共生到分离的过程，而青春期是最重要的分离阶段。身处青春期的孩子，发展同一性，即确立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属性，是这个阶段的首要任务。有很多在成年人看来匪夷所思的想法，却是这个年纪必须经历的过程。

在以前的养育环境中，由于信息匮乏与精力有限，家长可能注意不到这个特殊的阶段，又或者顾不上，从而使得孩子侥幸拥有一些时空间隙来完成这个部分的发展。

但是在信息获取越来越方便的当下，有些家长几乎是贴身追踪着孩子的一举一动，以围追堵截的方式养育着孩子。然而这在青春期恐怕行不通，孩子必须有独立的空间和时间去发展自我。

自我（ego）大多是基于个人遗传和家庭教育在个体身上所展现出的整体特质。自我协调着人的内在心理现实和外部客观事实的关系，使人感觉到自己是生命的主体。

随着年龄的增加，个体会越来越清晰地呈现自我，正如默瑞·斯丹所言“人会将自身与所处环境区分开来，这绝对是人类主体中的基本驱力。在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，就必须造成区别与分离”。

而这种分离必然首先发生在与父母的关系中。如果父母不具备一些基本的心理学常识，加之在中国孝道文化的强烈影响下，在孩子通过表达不同意见来开启这个分离过程的时候，就会简单将之理解为“不听话”。

同时，在全社会唯成绩论的影响之下，父母往往将自己巨大的期待加诸在孩子身上，这一现象在那些对自己人生不甚满意的父母身上尤为突出。

于是，我们常常在新闻中看到母亲牺牲事业前途，专心在家相夫教子，而孩子却不堪重负患上抑郁症乃至选择自杀的悲剧。

在疫情严峻的当下，来自社会的系统性压力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压垮了那些本就承受着巨大撕裂风险的家庭，他们首当其冲，将旧仇新恨全部暴露在了阳光之下。

     最终，孩子在那纵身一跃中却可能感受到了一生中最大的生命自主权。这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愿看到的结果。

因此，对孩子进行生命教育、帮助其确立存在感并通过自我发现的过程赋予生命独特的意义，是每一对父母的必修功课。

1、在家庭中，不要一味追求意义与价值、惜时如金，须知与家人团聚的时光是最美好的光阴。倾听孩子，特别是听他们讲述一些成年人觉得“无用”之事，因为正是在那里面蕴藏着他们的情绪、情感与成长的困惑；

2、面对幼小的孩子，不要只使用抽象的语言进行沟通，在人的发展中，语言能力是需要长时间成熟的。相较于语言，具象的身体接触、抚摸和拥抱等等可以给孩子带来莫大的安慰和满足；

3、重视体育活动，而非只专注于大脑认知的发展，在身体的剧烈运动中，人的激素分泌会发生改变，积压的低沉与抑郁的情绪可以自然获得消解，可谓不药而愈。

参考书目

《英雄之旅》，莫瑞·史丹（Murray Stein），心灵工坊

《弗洛伊德文集08：精神分析新论》，车文博主编，九州出版社

《荣格文集第五卷：原型与集体无意识》，荣格著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